她想知道他的底线在哪里。
不是想冲破那个底线，是纯粹想知道它在哪里，那条线的位置是什么，它的形状是什么，它是一条固定的线还是会移动的线，它背后有没有某种她还没有搞清楚的逻辑。
这个想知道的冲动比她认为它应该有的更强，她把这件事告诉自己是职业本能，设计师需要理解系统的边界，这只是她在理解另一个系统的边界，然后她意识到这个解释是自欺欺人的，因为她理解系统边界不需要亲身试探，她有很多不需要身体参与的理解方式。
她不喜欢这个发现，但那个冲动还在，试探的欲望还在，而且比这次罚跪之前更强，不是更弱。
更清楚的是另一件事，关于他的。他今天完全可以在会议室里当场处理她，一句话，一个眼神，让她在二十几个人面前下不来台，这是最省事的做法，也是大多数被当众冒犯的领导会用的做法。他没有，他一个字都没说，让她把那个正确的数据从头讲完，让会议照常结束，然后把处置挪到没有人的晚上，挪进他自己的地界，用一个和数据毫无关系的名目：会议上的方式。他分得很清，她说的内容是对的，他认了，用照常结束这件事认了，她说话的方式越了线，他罚了，用四十五分钟和八十下罚了，对的地方一分没扣，错的地方一分没免。这个人处理事情的精确让她害怕，也让她没有办法打心底恨他，因为恨需要一个不讲理的对象，而他讲理，讲的是一套她不同意、但挑不出内部漏洞的理。
她把右手握了一下，感觉掌心轻微的余温，闭上眼睛，打算睡觉。
明天，她想，明天我会做一个正常的员工，不会去试探任何人的底线，不会让那些规矩再有机会。
然后她睡着了，第二天早上醒来，做的第一件事是想了想他最近整理戒尺的方式，以及他那双修长的手握着那把木质戒尺的时候是什么样子。
她把那个念头清出去，喝咖啡，上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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